刘光帜，曾用名刘虎，四川西昌人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工作。本文是他的口述。
1937年，日本侵华。当时，我读小学高年级和中学，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，经常写墙报、发表演说，申讨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，经常给共产党传递消息，当哨兵，作掩护。由于表现突出，1939年，13岁的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地下工作者。
到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成为一名地下党的负责人，我便以学生的名义，组织抗日宣传活动，发传单、演讲，抗议日本侵略罪行，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半夜三更护送同志疏散、撤离。这样的活动做久了，身份难免暴露，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追捕。
为安全起见，我与原来的党组织暂时脱离联系，离开家乡西昌到了重庆，进入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工作。我在那里开始做的是排版印刷工作，后又到营业部做一些具体的联络工作。《新华日报》是当时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唯一的一家媒体和联终点，也是敌人重点怀疑和监视的目标。周围全是敌人的窥探点，对我们进行全面的监控，一旦被盯上，就难免被捕。
党的地下工作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，后来《新华日报》被查封，组织上要求大家紧急疏散，我就逃到北京。后来我进入了清华大学半工半读，期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。由于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中断，组织关系无法证明，只好在清华大学重新入党，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
后记：
1949年，刘光帜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，参与解放贵州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光帜先后在贵阳市团委、贵阳市总工会、遵义钛合金厂、万山特区教育局、贵州省民族学院、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工作，1992年7月离休。
记者: 郭秋含
